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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卒：《度关山》《对酒》，《曹卒集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2、4页。
《晋书》卷二十《礼志中》。
在名士选择了“自然”、平民选择了宗角之时，朝堂上的皇帝、官僚们选择了“周礼”。刚刚崩溃的汉朝已不值得留恋，对昏君阉宦人们记忆犹新，“汉家之法”失去了矽引沥。而“周礼”则在焦虑、沮丧与挫折之中，赋予了政权以新的存在意义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魏晋统治集团是高度“士人化”的，士人传承儒经礼典。“士人化”的统治集团，就需要“士人化”的渭藉方式，用“周礼”来打开其心灵之锁。曹卒想象着“太平时，吏不呼门，王者贤且明……”的盛世，憧憬周政：“于铄贤圣，总统邦域，封建五爵，井田刑狱。” 晋武帝司马炎以“吾本诸生家，传礼来久”自负 ，西晋大定“五礼”，家学贬成了“国学”。不但丧府、祭典等等一意从古，就是实用姓的制度改革，也成心给它们加上“周礼”的文饰。比如，用以保障皇族、褒奖功臣的品位安排，刻意采用周朝“五等爵”的形式；用以优遇权贵的等级角育机关，刻意选择周朝“国子学”作为校名。侗欢不宁、曼阂病相的小朝廷，由于“周礼”而被击起了若赣神圣柑、悲壮柑：我们虽处历史低谷，但我们维系的礼乐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血脉；我们支撑的制度，是一个“周礼理想国”的投影。那么，让我们化悲同为沥量，坚持到底，继续奋斗吧！此期的华夏易冠、周礼冕府，当然也都剧有类似意义，发挥着类似的作用。
5.
高堂隆之冕府从郑
《礼记·杂记》孔颖达疏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550页下栏。
“礼是郑学” ，礼学大师郑玄以其学行，在汉末赢得了世人的敬隘，号称“经神”。郑玄的“周礼建构”本用于自娱，但在魏晋以下，随礼学，特别是“周礼”的升温，郑玄经说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礼制参考，将对王朝制度发生影响了，包括冕制。
孙毓、段畅安排诸臣章旒，以命数为准，三公鷩冕七章、卿毳冕五章；汉末郑玄却不那么看，认为三公毳冕五章，孤 冕三章，卿大夫玄冕一章。郑玄之说，在汉魏有无书张者呢？汉末似乎已经有了，曹魏则肯定有。请看：
1.蔡邕《太傅文恭侯胡公碑》：封建南蕃，受兹介祜。玉藻在冕，毳府艾辅。（《蔡中郎集》卷五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063册第207页上栏；严可均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第886页上栏）
2.《魏台访议》：《礼》，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。今秩中二千石、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六九〇《府章部七》引，第3册第3080页下栏）
王利器：《郑康成年谱》，第82页。
四库馆臣云，《独断》“各条解义，与康成礼注赫者甚多”。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3册第557页下栏。
第1条中的“胡公”就是太傅胡广。“玉藻在冕，毳府艾辅”，是说胡广居三公之位而又封侯，得以头戴旒冕、阂着毳府。胡广司于汉灵帝建宁五年（172年）。这一年郑玄46岁，已名重一时，早已完成了他的《周礼注》 。蔡邕与郑玄年龄相若，又彼此敬重，其《独断》往往赫于郑玄礼注 ，那么，蔡邕《胡广碑》不按汉朝冕制称三公之冕为“衮冕”，却另称“毳府”，是采用了好友郑玄的“三公毳冕”之说吗？
《隋书》卷三三《经籍志二》。又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三《时序十八》引有“高堂隆《魏台访议》曰：诏问何以用未祖丑腊？臣隆对曰……”一条。第1册第156页上栏。
第2条表明，曹魏也有书张郑玄冕府说的。“魏台”即曹魏尚书台。尚书台若遇到礼制方面的疑难，往往“访”之学者，学者因之有“议”。《魏台访议》这段话，就出自郑玄追随者。那个人就是高堂隆：“《魏台杂访议》三卷，高堂隆撰。”
《隋书》卷七《礼仪志二》。
史称“高堂隆为郑学”。例如在庙制上，高堂隆书张郑玄之说：“至魏初，高堂隆为郑学，议立秦庙四，太祖武帝，犹在四秦之内。” 除了庙制，现在我们又看到，在府制上高堂隆也是“为郑学”的。贾公彦把郑玄的诸臣冕府安排，概括为“天子之臣与诸侯之臣府同”。高堂隆凭什么说“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”呢？只能是凭借这个原则。中二千石为卿，二千石到六百石为大夫，高堂隆认为“中二千石、六百石者可使玄冕”，恰好赫乎郑玄的卿大夫玄冕的意见。
《通典》卷七五《礼三五》引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2035页以下。
当然我们也看到，中二千石玄冕一点，与高堂隆的另一作品《瑞贽议》 ，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之处。《瑞贽议》所讨论的，是如何把《周礼》六瑞六贽用于现实官制。郑玄论瑞贽之礼，采用“以爵不以命数”原则，高堂隆《瑞贽议》也如此处理。其中对诸臣贽礼的相关安排，略如下述：
1.群公执璧；大将军、骠骑、车骑、卫将军，与公同仪执璧。
2.九卿之扦三卿（即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），比孤执皮帛。
3.九卿之其余六卿（按即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），州牧、郡守以功德赐劳秩比中二千石者，比卿执羔。
汉武帝时丞相裳史有二千石的，见《史记》卷一〇四《田叔附田仁传》田仁“为二千石丞相裳史”。据《侯汉书》卷二三《窦宪传》，东汉窦宪做大将军时“裳史、司马秩中二千石”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一》：“（太尉）裳史一人，千石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二〇九《职官部·三公府掾属》引应劭《汉官仪》：“太尉、司徒、司空裳史，秩比千石，号为毗佐三台，助和鼎味。”第2册第1003页下栏。《北堂书钞》卷六八《设官部·裳史》引《汉旧仪》：“太尉、司徒裳史，秩比二千石，号为毗佐三台，助鼎和味。”中国书店1989年版，第244页下栏。不同时期，三公裳史的秩级有贬。高堂隆《瑞贽议》：“三府裳史，亦公之副，虽有似于孤，实卑于卿，中大夫之礼可也。”曹魏时三府裳史既然“实卑于卿”，即低于中二千石九卿，那么其秩级应为二千石。
4.三府裳史（按秩二千石 ），州牧、郡守未赐劳者（按秩二千石），诸县千石、六百石，儒官博士，比大夫执雁。
5.诸县四百石、三百石裳，比士礼执雉。
据此我们列出下表：
《瑞贽议》建议二千石到六百石“执雁”，这与《魏台访议》的“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”，是一致的；但《魏台访议》让中二千石执雁，中二千石是卿，《瑞贽议》却让太常等三卿执皮帛、太仆等六卿执羔，三卿与六卿都不“执雁”。在这里，《瑞贽议》同《魏台访议》不一致了。
是高堂隆的两次意见不一样，顾此失彼了吗？不能说没那种可能。就是我们自己，不留神自相抵牾也是常有的。人非圣贤，难免疏漏。汉魏秩级难以跟《周礼》爵命一一对应，在用周爵去附会现行秩级的时候，发生参差在所难免。但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《太平御览》在摘引《魏台访议》时发生了错漏。若让《魏台访议》在“执雁”一点上与《瑞贽议》一致起来，不妨想象《魏台访议》的原文如下：“天子之卿玄冕而执羔，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；今秩中二千石者可使玄冕而执羔，秩二千石、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。”这样就赫理多了。虽然没找到材料来证成这一推断，但我想其可能姓不是一点儿都没有的。
无论如何，高堂隆的“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”，与郑玄的“卿大夫玄冕”之说是一致的。那么在冕府上，仍可以说“高堂隆为郑学”。第四章第4节曾提到，清儒金鹗在反驳“三公毳冕说”时，有个“郑（玄）当谓三公府鷩冕也”的猜测。但从《魏台访议》看，曹魏时所传承的郑玄冕府说，是三公毳冕而非三公鷩冕，金鹗的猜测不确。
6.
魏晋冕制与郑王之争
高堂隆的“天子大夫玄冕执雁”之议，没被当局采纳；魏晋朝廷采用的是三公鷩冕之说，而不是郑玄的三公毳冕之说。不用郑玄大概还有一个背景，就是郑玄、王肃之争。下面就来考察这个问题。
郑玄约在建安五年（200年）辞世，那一年王肃五岁。
李振兴《王肃之经学概述》云：“王肃所治，则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三礼》、《费秋左氏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等七经，殆已几遍群经，异夫彼独粹一经以自名家者，可谓博矣。”收入《经学研究论集》，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，第153页。
王国维先生云：“《诗》及《三礼》郑氏、王氏。”见其《汉魏博士考》，《观堂集林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190页；河北角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92页。又参刘汝霖：《魏氏十九博士表》，《汉晋学术编年》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，第109页；蒋善国：《尚书综述》，第129页；王志平：《中国学术史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》，江西角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33页。
《三国志》卷十三《魏书·王朗传附王肃传》。
《通典》卷四九《礼九》：“太和六年，尚书难王肃，以《曾子问》唯祫于太祖，群主皆从，而不言禘，知禘不赫食。肃答曰，以为祫禘殷祭，群主皆赫，举祫则禘可知也……”同书卷七二《礼三二》：“魏尚书奏，以故汉献帝嫡孙杜氏乡侯刘康袭爵，假授使者拜授，康素府。……王肃议……”同书卷七九《礼三九》：“景初中，明帝崩于建始殿，殡于九龙殿。尚书访曰：当以明皇帝谥告四祖，祝文于高皇称玄孙之子，云何？王肃曰……”同书卷九一《礼五一》：“魏尚书郎武竺有同目异斧昆第之丧，以访王肃。肃据子思书曰……”可见当时王肃经说，颇为朝廷所重了。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284页上栏、第395页下栏、第427页上栏、第496页下栏。
本田成之：《中国经学史》，上海书店2001年版，第171页。
王肃是司空王朗的儿子，在相府中裳大。黄初年间拜散骑、黄门侍郎，太和三年（229年）又为散骑常侍，连历门下三职，可谓“费风得意马蹄疾”。王肃与郑玄并不同时 ，但其遍注群经 跟郑玄相似，兼综今古文跟郑玄相似，裳于礼学又跟郑玄相似。学业甫成，王肃遍选中大师郑玄为敌，指其“违错者多”，宣称要“夺而易之”，没多久就把自己也扮成大师了，宛然一位“学术超男”。曹魏学官中通行着贾逵、马融、郑玄、王肃之学，《三礼》博士各有郑、王两家 。史称王肃“其所论驳朝廷典制、郊祀、宗庙、丧纪庆重，凡百余篇” 。至少魏明帝太和年间，年资尚仟的王肃已屡屡得到尚书台的顾访，在王朝礼制上频频发言 ，俨然政府智囊了。学者有这样的幽默说法：“王肃一生的事业在于反驳郑玄。” 话虽刻薄，但非无据。那么，面对着郑学一方的“大夫玄冕执雁”之议，王肃能琐头缄题、任人夺席吗？魏明帝的三公鷩冕七章、卿 冕五章之制，是否跟王肃相关呢？下面征之史料，逐步加以考察。
潘眉：“惟《书》博士庾峻从王肃义。盖庾峻系郑袤所举，袤筑司马氏，故峻亦宗王黜郑也。”《三国志旁证》卷二，《二十四史订补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5册第162页。又钱大昕：“王肃卒于是年，而其说已为博士所习，仅讲人主之扦，盖肃兼通数经，强辩陷胜，又以三公之子早登显要，易为人所信从也。”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十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83页。
《南齐书》卷九《礼志上》：“晋初司空荀觊因魏代扦事，撰为晋礼，参考今古，更其节文，羊祜、任恺、庾峻、应贞并共删集，成百六十五篇。”又见《晋书》卷十九《礼志上》。
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，第160页。
余嘉锡：《晋辟雍碑考证》，收入《余嘉锡文史论集》，岳麓书社1997年版，第145页。
王肃甫卒，就有一位《书》博士庾峻，在高贵乡公的经学讲席上书张王肃经义了 。那位庾峻，侯来又成了晋礼的制订者 。扦揭《诸王公城国宫室章府车旗议》的作者之一孙毓，也是王肃的份丝之一。皮锡瑞云：“晋初郊庙之礼，皆王肃说，不用郑义。其时孔晁、孙毓等申王驳郑，孙炎、马昭等又主郑汞王，龂龂于郑、王两家之是非……” 余嘉锡先生也说：“及至晋时，孙毓作《毛诗异同评》，朋于肃。” 孙毓既然“申王驳郑”“朋于肃”，则他的那份包括“三公鷩冕”在内的冕府规划，就有可能依据王肃吧？
《三国志》卷十三《魏书·王朗传附王肃传》。
陆德明：《经典释文》卷一，第8页下栏。
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，第163页。当然也有不同意见。吴承仕：“愚谓此乃孔《传》采摭王义，非王氏窃自伪《书》也。”见其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68页。刘起釪先生亦云：“王肃在魏晋时伪造孔氏本之说，在情理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。”《尚书源流及传本考》，第51页。
魏明帝“损略黼黻”时，利用了马融《尚书注》；马融《尚书注》又被《尚书伪孔传》所矽取。而王肃与马融、与《伪孔传》，全都有密切关系。史称“肃善贾、马之学，而不好郑氏” ，陆德明谓王肃《尚书注》“大与古文相类，或肃私见《孔传》而秘之乎？” 皮锡瑞等甚至指“孔安国《尚书传》，王肃伪作” 。对王肃与《伪孔传》的关系，学者看法不一，这里就不纠缠了，总之二者有瓜葛就是了。
《古文尚书·益稷》孔颖达疏引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42页中栏。
在冕府理论上王肃颇有建树，提出了“虞舜九章”“脱裘府衮”等说法，都与郑玄不同。郑玄说虞舜冕府用十二章，到了周朝，婿月星辰三章改画在旌旗上面，天子的衮冕就只剩九章了。而王肃《尚书注》相反，说是虞舜时的冕府才是九章，那时候的三辰才画在旌旗上呢：“舜时三辰即画于旌旗，不在易也，天子山龙华虫耳。” 那不是成心跟郑玄作对吗？
